1966年3月8日和22日，河北省邢台地区连续发生6.8级和7.2级强烈地震，数百万间房屋倒塌，数万人伤亡。震后，年近七旬的周恩来冒着频发的余震，先后三次飞赴邢台灾区。在隆尧县白家寨村，他站在简陋的木箱上，迎着呼啸的狂风，看着满目疮痍的废墟和流离失所的受灾群众，眼中噙满泪水，沉痛地对群众说：“乡亲们，你们受苦了、受惊了、遭灾了，我来迟了。”这绝不是一句政治上的客套话，而是一位大国总理将人民苦难视为自身失职、将保全群众生命视为最高政绩的真情流露。他亲自指挥调集救援物资，并勉励群众“奋发图强，自力更生，发展生产，重建家园”。周恩来用实际行动证明，干部的政绩绝不应是个人政治履历上的“贴金符”，而必须是在国家危难时刻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生死相依。

坚持人民至上的政绩观，必然要求领导干部时刻关注最贫困、最底层的群众，绝不能被局部的繁荣掩盖了真实存在的民生痛点。1973年6月，周恩来陪同外宾重返阔别26年的延安。得知全国解放20多年后，部分群众依然吃不饱穿不暖时，他忍不住当众失声痛哭。在延安地委的座谈会上，他极其严厉而又无比痛心地对地方干部说：“延安培育了我们，全国解放了，延安人民的生活还没有得到改善，我们对不起延安人民啊！”他当场立下军令状，要求延安地委和陕西省委的同志“三年变面貌，五年粮食翻一番”，并亲自过问延安的化肥厂建设和农业发展规划。这种面对群众贫困所展现出的锥心之痛，深刻诠释了周恩来的政绩观：让人民过上好日子，才是共产党人无可推卸的绝对政绩。

周恩来深知，如果一个国家不在科技前沿进行长远布局，必将永远受制于人。1956年1月，周恩来在北京召开的中共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发出了“向现代科学进军”的号召。随后，他亲自领导并汇聚了全国数百位顶尖科学家，历时半年多，制定了《一九五六—一九六七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在制定规划时，他高瞻远瞩地提出，要在计算机、半导体、无线电电子学、自动化和核技术等在当时看似遥不可及、耗资巨大的尖端领域进行“紧急措施”布局。这些决策在当时不仅不能马上产生经济效益，反而需要投入巨额的国力。但周恩来甘愿承受眼前的财政压力，不图一时之名，用极其扎实的潜绩为新中国铺设了迈向科技强国的轨道，日后的“两弹一星”无一不是在这个规划的根基上结出的硕果。

1964年12月，周恩来在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时，第一次郑重、完整地提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他宣告：“要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这一目标的提出，为处于艰难探索中的中国社会指明了极其清晰的航向。此后，周恩来始终如一地捍卫着这个长远目标，并在1975年的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上抱病再次重申这一宏图。他深知自己可能无法亲眼看到“四个现代化”实现的那一天，但他依然以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历史担当，为中华民族在20世纪末乃至21世纪的发展确立了最坚实的战略坐标。

追求经济增长是各国执政者的普遍追求，但在国家发展初期就能够关注到生态环境问题，则是一位政治家极具长远格局的罕见政绩。在20世纪70年代初，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在不顾一切地追求工业化指标，环境污染被视为工业化的必然代价。然而，周恩来却极其敏锐地察觉到了这一长远隐患。1972年，他力排众议，派出中国代表团参加了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1973年8月5日至20日，周恩来在北京亲自提议并主持召开了新中国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正是在这次会议上，确立了“全面规划，合理布局，综合利用，化害为利，依靠群众，大家动手，保护环境，造福人民”的32字环境保护方针。在当时的政治生态中，谈环保不仅无法提升生产建设指标这一核心显绩，甚至可能被视为阻碍生产。但周恩来指出：“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绝不能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绝不能把环境污染的灾难留给子孙后代。”这种超越时代局限、对千秋万代负责的深邃眼光，为新中国的可持续发展留下了极其珍贵的精神与政策遗产。

周恩来对家属和亲戚的要求达到了近乎严苛的地步。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为了杜绝封建社会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官场恶习，他在中南海西花厅制定了极其著名的“十条家规”。这其中包括：晚辈不能丢下工作专程进京看望他；来者一律住招待所；一律到食堂排队买饭菜；不许动用公家汽车；在任何场合都不要说出与总理的亲属关系，不要炫耀自己；不谋私利，不搞特殊化等。周恩来的亲弟弟周恩寿在北京工作，周恩来为了避嫌，不仅严格限制他的职务晋升，甚至在周恩寿退休时，亲自批示让其提前病退，并拿较低的退休金。他绝不将国家赋予的政治权力转化为家族谋取利益的工具，这种心底无私的伟岸人格，证明了共产党人的权力只为人民谋福祉，从源头上保证了政绩的公利性。

周恩来在北京中南海的办公和居住地西花厅，是一座老旧的清代建筑，常年阴暗潮湿。到了1960年，由于年久失修，房屋不仅漏雨，甚至出现了梁柱腐朽的情况。趁着周恩来去外地出差的短暂空隙，身边的工作人员出于关心总理身体的初衷，对西花厅进行了简单的修缮，更换了旧窗帘，铺上了几块地毯。周恩来回京发现这一变化后震怒。他拒绝走进修缮后的房间，严厉批评了工作人员，责令他们立刻将地毯和新窗帘撤走。他痛心疾首地说：“现在国家正处在困难时期，人民连饭都吃不饱，我作为总理，怎么能花国家的钱来修缮自己的房子？你们这是在破坏我们党的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周恩来一生穿的衣服补了又补，他用一生清贫的作风生动诠释了什么是“大道之行，天下为公”。这种严于律己的作风，为全党树立了为政清廉的标杆。

清正廉洁不仅仅体现在物质利益上的不贪不占，更深层次地体现在精神层面的平等和谦卑，以及对基层群众的绝对尊重。1958年7月初，周恩来顶着炎炎烈日，来到广东省新会县（今江门市新会区）视察基层农业和劳动大学。在长达近一周的视察期间，他提前定下了“绝不搞迎送、绝不吃宴请、绝不收礼物”的铁律。在新会县的每一顿饭，他都要求和普通干部群众一样吃食堂的大锅饭——瓜菜、糙米，并在临走前，亲自要求随行人员严格按照标准交纳粮票和伙食费，甚至连在乡下喝的几杯茶水钱都如数付清。在视察劳动大学时，他甚至直接睡在用几块破木板拼成的简易床铺上。他不摆任何官架子，始终以一个普通劳动者、一个基层同志的姿态出现。

2024年6月17日，杨某入职某科技公司任销售，双方签订为期3年的书面劳动合同，并约定了3个月的试用期。9月10日，该公司以杨某无法达到考勤要求、无法胜任销售岗位等理由，向杨某发出解除劳动合同通知。杨某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仲裁委裁决该公司应向杨某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公司不服诉至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法院经审理认定，该公司并未提供公司管理制度依据，证明迟到、请假达到何种程度则可以解除劳动合同，且在解除劳动合同前从未因杨某迟到、请假而提出书面警告。劳动合同法规定，劳动者不能胜任工作，经过培训或者调整工作岗位，仍不能胜任工作的，用人单位提前30日以书面形式通知劳动者本人或者额外支付劳动者一个月工资后，可以解除劳动合同。而该公司作出解除劳动合同决定之前并未对杨某进行培训或调岗，故其解除劳动合同的行为缺乏法律依据，应向杨某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

毕业生若遇到劳动纠纷，可通过多种方式维权，例如，尝试与用人单位的人力资源部门或负责人进行理性沟通，明确提出诉求和法律依据；可向用人单位所在地的区(县)级劳动保障监察机构投诉举报，请求行政机关介入调查处理；毕业生与用人单位发生劳动争议，可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对仲裁裁决不服，可以在收到裁决书之日起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为加强毕业生的劳动权益保障，近年来，湖北省各级人社部门充分利用“人社惠民政策进万家”活动，在毕业季等关键节点，广泛宣传劳动法律法规，提升毕业生的法律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开展清理整顿人力资源市场秩序专项行动，依法打击虚假招聘、“培训贷”、“招转培”、滥用试用期等违法行为；同时，确保劳动保障监察、劳动争议仲裁等维权渠道高效畅通，对侵害毕业生权益的违法行为做到有诉必理、有案必查。

“五险一金”包括啥？具体如何缴纳？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五险一金”是指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社会保险中，养老保险指为员工退休后的生活提供资金支持的保险；医疗保险用于支付员工的医疗费用，包括住院、门诊、购药等；失业保险能够为失业的员工提供一定期限内的生活保障；工伤保险用于支付员工在工作中发生事故或患职业病时的医疗费用和工伤待遇；生育保险为员工提供生育津贴及产前、产后医疗保障。住房公积金则是为员工购房、租房提供资金支持的制度。

中国驻泰国大使馆提醒来泰中国公民，免签不等于“无条件入境”。根据泰国有关法律法规，泰国移民官员有权对外国公民入境目的、停留安排及相关证明材料进行审查，并依法决定是否准予入境。即使符合免签条件，如无法说明真实入境目的、无法提供相关证明材料，或存在异常入出境记录、涉嫌非法务工等情况，仍可能被拒绝入境。

五通镇党委副书记于善英介绍，2025年4月以来，五通镇党委、政府联合本地电商基地开设直播培训班，从全镇村庄中筛选出30多名有想法、愿尝试的年轻人、返乡人员等重点培养。如今村播团队已发展到70多人，形成线上直播带货，线下同城团购、助农摆摊的双向销售模式。于善英说，当地在物流协调、集中采购、证件办理、技能培训等方面给予支持。截至2025年底，7个直播团队销售额突破500万元(人民币，下同)。

中国贵宾倍感亲切的《茉莉花》，朝鲜民众耳熟能详的《红旗飘飘》，致敬两国军民患难情谊的《朝中友谊万古长青》，赞颂新时代中国发展成就的《新的天地》……一段段动人旋律，展现着中朝传统友谊的“深厚历史积淀、坚实政治基础、牢固情感纽带”，生动印证着“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

2023年，珠江口中华白海豚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联合中山大学等多家单位成立了中华白海豚救助站，至今已处理30多起鲸豚类搁浅事件。每一次救助，都不是简单“把它推回海里”，而是要综合判断海况、体况以及是否具备放归条件。对于搁浅死亡的个体，我们尽可能完整地采集样品并进行分析。这些样品不是冰冷的标本，而是一份份来自海洋生命的“病历”，帮助我们理解它们为何受伤、为何死亡，也帮助我们为未来保护寻找答案。

每年冬季，斑海豹都会造访渤海湾，在此繁衍生息。在漫漫洄游路线上，长岛是斑海豹最为稳定且适于人类近距离观测的栖息地之一，这里的礁石为它们提供了理想的休憩平台。记得初次抵岛那天，下午刚安顿好，我们就直奔九丈崖放飞无人机。果然，海豹礁上，21头斑海豹紧紧挤作一团。但要真正摸清种群数量，个体识别是绕不开的前提。

此时，人脸识别技术给了我们新的灵感。我们重点拍摄海豹脸部及其周边，逐一比对那些斑点。果然，每头斑海豹都拥有独一无二的斑点图案，尤其是在面部和前肢，个体间差异非常显著。没有任何两头海豹的斑点完全一致，这些斑点宛如人类的指纹或二维码，具有唯一性；而同一头海豹的斑点几乎终生不变，具有相对稳定性。当然，身体上独特的疤痕与体色，仍是我们首选的身份标识。就这样，个体识别的难题迎刃而解。

中华凤头燕鸥，被称作“神话之鸟”。它一度被认为已经灭绝，直到2000年6月在福建马祖列岛才被重新发现。2003年起，浙江自然博物院陈水华博士带领团队，在浙江数千个海岛间苦苦搜寻，终于在2004年于象山韭山列岛找到了它的踪迹。2010年，该物种全球观测记录到的种群数量不足50只，被列为极危物种；2021年升级为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多年的研究成果也揭示了一个残酷的现实：中华凤头燕鸥的野外生存，承受着自然与人为的双重挤压。它们与大凤头燕鸥在无人海岛混群繁殖，本就如履薄冰。岛上的鼠蛇伺机而动，干扰产卵与集群；游隼的捕食和惊扰容易造成鸟卵滚落，大幅降低繁殖成功率，甚至迫使整个繁殖群弃岛而去。与此同时，登礁采贝、渔业作业、海钓休闲等行为同样构成威胁。而人为偷捡鸟蛋，更是灭顶之灾。鸟蛋被盗后，即便中华凤头燕鸥会再次产卵，但延后的繁殖期将遭遇台风高发季，繁殖极易失败，种群繁衍难以为继。

我第一次走进红树林，是在厦门的泥滩上。那时，我刚进入厦门大学攻读研究生学位，还没确定毕业论文题目。有一天，我跟着两位老师开展野外调查，潮水刚退去，泥滩上布满了小螃蟹。我弯腰在挖螃蟹洞，一位老师笑着说：“你抓螃蟹这么快，不如来研究红树林底栖动物吧。”一句玩笑话，却成了我人生的重要转折。从那时起，我开始踏入红树林的世界，生活也被潮间带的绿色深深牵动。

2010年，我加入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开始参与国家层面的红树林保护与修复的支撑工作。我参与了《2006年IPCC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的2013年补充版：湿地》的编制，逐渐理解了红树林、海草床和盐沼在固碳与应对气候变化中的独特价值。尤其是“十三五”以来，国家对红树林生态修复的投入不断加大，蓝碳战略迎来前所未有的机遇。作为科研人员，我们肩上的责任更重了，使命也更清晰——为国家红树林生态保护修复和应对气候变化提供坚实的科技支撑。

这些年，我们团队牵头或参与编制了多部涉及红树林的国家规划，为红树林保护修复顶层设计提供技术支撑；还牵头编制红树林生态修复，生态修复监测评估，植被恢复等国家、行业标准和技术文件，让修复项目有章可循。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积极探索红树林碳汇价值实现，牵头完成了我国首个蓝碳交易项目——“湛江红树林造林项目”，牵头编制了《温室气体自愿减排项目方法学 红树林营造(CCER-14-002-V01)》并实现了首个红树林项目成功登记，助力海洋碳汇纳入国家碳交易体系。

蓝碳交易的路并不平坦。2019年，我们联合湛江红树林国家级保护区及北京市企业家环保基金会推进项目时，大家对海洋碳汇核算几乎一无所知。国际虽有先例，但国内缺少可参考经验，我们多次卡在关键环节，几度想放弃。2021年，“湛江红树林造林项目”终于成功注册并完成首笔交易，成为我国首个蓝碳碳汇项目。那一刻，所有的汗水与坚持都化作欣慰与骄傲。

20余年来，我与红树林一路同行——从科研探索到生态修复，从泥滩上的风吹日晒到实验室里的反复求证，从红树林生态的科学探索到蓝碳交易项目的落地实践，每一步都书写着我与红树林的约定。这一路，下泥滩、挨蚊虫咬、烈日暴晒、出差加班都是常态。但我们知道，红树林生态保护修复需要我们迎难而上。保护与科研的路上，只要一步一个脚印，这片潮间带的绿色会越来越宽广。

基层安则民心安，小事化解在基层、隐患处置在萌芽。第五师塔斯海垦区公安局牢固树立预防为先、抓早抓小的工作理念，常态化开展“走基层、访民情、解民忧、暖民心”走访排查工作。依托民警包片、网格联动、连队协同工作机制，全方位、无死角摸排辖区邻里纠纷、土地地界、家庭矛盾、琐事纠纷等各类隐性风险隐患，建立台账、分类管控、逐项整改。

第五师塔斯海垦区公安局立足辖区治安实际，依托新时代“枫桥经验”共治共享理念，持续织密立体化治安防控网络。聚焦夏季治安治理、反诈防骗、消防安全、防溺水、校园安防等重点工作，采取定点值守、动态巡逻、重点清查、全民宣传相结合的方式，加密连队巷道、田间地头、重点路段、河道湿地等重点区域巡逻频次，精准压降各类案事件发生。

第五师塔斯海垦区公安局始终坚守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理念，把“服务不缺位”融入日常警务工作。依托日常走访、节日宣讲、窗口服务等契机，主动倾听群众诉求、解答群众户籍、法律、政策相关疑问，用心用情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常态化开展便民利民服务，拉近警民距离、厚植警民鱼水情谊，以优质、贴心、高效的警务服务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